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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公共政策有利于可持续创新,我们有哪些困难?

慕义书院2018-06-19 16:13:08




刘学军(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编辑部主任、

国家发改委《改革内参》主编)

因工作在北京结识沈阳是近年来一件快事。与沈阳交往,印象最深的是其厚实身材下隐藏的知识体系。他读书之多、涉猎之广令我吃惊。其所著《正义一元论:从民情到法政》中提出的“多中心秩序、小共同体”理念让我豁然开朗。其所赠马西沙著《中国民间宗教史》对我构建宗教认知框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爱人信仰原因,我系统研读了宗教史)。

当沈阳微信让我为其新著《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如何在市场和政策趋势中果断转型》撰写序言时,我甚感欣慰同时又倍感压力。欣慰的是,沈阳又有一本新著即将付梓。倍感压力的是本人才疏学浅。因为我深知,沈阳撰写的每一篇文章,其字里行间都蕴藏着价值理念、人生追求。正如平常和沈阳聊天过程中所说,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困境多半有深层次的制度文化等系统性因素,从策论看懂中国的政策需要穿透历史时空,尤其是自秦统一中国以来的制度文化基因。

分析中国历史可发现,“秦孝公变法,商鞅主政”在秦一统天下后所形成的制度体系和思想体系,至今仍在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即自由、开放、多元局面迅速被“焚书坑儒”后的极权意识形态体系所占领,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是将此发挥到了极致。历朝历代君王皆从维护其江山统治而统一思想,格式化国人大脑,以至自春秋战国后,中国很少出现大思想家,而同期,西方哲学家、文学家则是如泉水般涌出。

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自此之后,多数仁人志士在寻求强国富民之路的同时,意图重塑普通大众的思想体系。但截至今天,改造每个中国人的思想似乎并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台湾作家柏杨在其《丑陋的中国人》中所展现的国人劣根性依旧大量存在,以至于今天提出要对民风社风进行匡正。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我倾向认为,其根在于我们未能走出依据秦一统天下后的至高无上的王权而构建的制度循环,这套制度体系的核心要义在于服从于王权,牺牲个体权利而格式化个体思想,拒绝开放多元的思想体系。正是这套体系的深刻影响,才使我们今天陷入了历史已经历过的困境之中。比如,今天打击贪腐,百姓含冤屈上访在历朝历代都发生过,某些历史剧与今天的时局惊人地相似,好像时光倒流。这说明,今天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并非现代性的问题,而是传统文化与制度的延续问题。换言之,我们仍未跨出历史局限的门坎,这套制度体统仍潜存在于绝大多数个体的灵魂之中。

自17世纪以来,西方社会能逐渐走出历史周期,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西方社会逐渐形成了一套基于人的权利平等而构建的制度体系。

在工业化后期,在互联网、即时通信等工具出现后形成的全球化时代,随着权利概念内涵上的丰富化,各种要素之间的冲突自产生之后就变得越来越激烈。因此,西方社会逐渐放弃了从人的权利平等出发建构社会制度的逻辑,转而依托从人、人与自然环境、国与国之间共生共在出发,追求运用相似性思维去谋求个体差异、国别差异前提下的共同行动。这也契合了沈阳在《正义一元论》中提出的“多中心秩序”与“小共同体”理念。

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出现,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可逆转地走向了陌生人社会。原有的血缘、地缘等力量无法对人的社会生活提供支持。此时,社会生活的开展就必须寻求替代性的联系途径,以求人的行动及其行为选择也能够拥有新的标准。在工业社会后期和互联网时代,作为一个有权利的个体,在面对对一切不如意之处或问题之时,都会激烈地主张自己拥有什么权利,都会去寻找病因并对权利的终极性关怀中去发现医治方案,而不会对权利本身做出怀疑。基于此,沈阳所著《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如何在市场和政策趋势中果断转型》对正处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双重压力下的中国而言,可谓恰缝其时。分析性思维、方法论介入公共政策,通过对人的抽象而发现人性的差异性,然后在共性基础上构建起实现人人拥有权利的思路去构建一套完整的公共政策体系。

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当前阶段的改革难度更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体社会成员均或多或少受益的增量改革进程已经基本结束,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要调整目前已经成型的利益格局,以扭转经济社会结构的不协调、不合理、不公正,并通过对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对公权力的约束形成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样的存量调整必然要触犯一部分群体的利益,而这些能够在过去的体制机制下获得更多利益甚至不合理利益的群体往往又是掌握了更多社会资源的强势阶层,有些甚至就是主导、执行改革措施的公权力持有者和政府部门本身。

在这种情况下推进改革,如果单纯从物质层面推进,必然事倍功半,只有从思想理念方面、改革策略、对外开放等方面再次突破,才能使改革和可持续创新获得更大的助力。这既是历史的经验,也是现实的选择,更是此时出版这本《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如何在市场和政策趋势中果断转型》”的关键意义所在。

                                              2016年1月25日

(本文系《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如何在市场和政策趋势中果断转型》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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