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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背后的故事 ——纪念中苏登山队联手攀登慕士塔格峰60周年

楼主:山野杂志 时间:2018-05-15 01:07:34

1956年夏,中苏联合登山队31人登上我国新疆境内的慕士塔格峰(海拔7546米),登顶者包括中方队员12人,苏方队员19人,这是人类首次登顶此山。我作为队员和队医参与了此次登山活动并成功登顶,此外我还协助新华社记者完成了登山过程中的拍照任务。


在攀登慕士塔格峰的活动中,新华社派新疆分社记者杨克现随队进行采访。杨克现是文字记者,稿件需要有照片配合,于是他就把新华社配给他的莱卡相机借给了我,让我帮他拍回在登顶过程中的照片以便新华社作全面的报道。



1956年7月31日登顶的中苏队员竖起两国国旗。

 

遥远的慕士塔格峰

  

    慕士塔格峰和附近海拔7000多米的公格尔及公格尔九别山一起,构成帕米尔高原的极高峰山区。慕士塔格峰终年积雪,且山体庞大,当地人民尊称其为“冰山之父”。它比当时苏联境内的最高峰——斯大林峰(后称共产主义峰,海拔7495米)还高51米。

  

     “千里外也能看见你,白云从山间涌起;山下响着哗啦啦的流水,流水激起了浪花。牧民感到欢欣,农民觉得亲密。叶尔羌、塔里木水源中有你,千里沃野的丰收也有你,慕士塔格附近,柯尔克孜、塔吉克在这里生息。”年轻的柯尔克孜诗人伊不拉音,在欢迎中苏登山队攀登慕士塔格峰前夕的联欢会上,这样热情赞美着冰山之父。

  

        历史上,曾有外国人来过慕峰。1894年,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对慕士塔格峰进行了数月的考察,观测了一些冰川,并沿用当地居民原先使用的名称,绘制了第一张标明地名的慕士塔格峰地图。他曾4次攀登过慕士塔格,但都没有越过海拔6300米。 

 

       后来他在记录自己探险生涯的书中写道,“我在慕士塔格峰站立的地方差不多同新博拉苏山峰一般高,比三个大陆(指欧洲、非洲、澳洲)的一切山峰都高。我好像站在无限空间的边缘似的,我同天空只隔一步之遥,我可以用手抚摸月亮”。其实,斯文·赫定站立的地方离顶峰还差1000多米呢。1947年,曾经多次担任过喜马拉雅山探险队长的英国著名运动员埃·希普顿和迪尔迈等也来拜访过慕士塔格,据说到达了海拔7000米的高度处。



5600米至6200米途中绕过大冰沟。 

 

联合登山的由来


      1956年这次联合登山是由苏方主动策划的,而中方则是在苏方的帮助进行了现代登山运动的启蒙。1955年,苏联高加索山区登山教练学校为中国培养了4名教练员。1956年春,在北京西郊八大处设立了登山训练营,由苏联教练为中国系统培训了40名登山运动员。1956年4月,我国第一支登山队登上了陕西境内的太白山(海拔3767米)。1956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庆祝会上,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发表讲话并颁发了纪念章,国家体委副主任蔡树藩宣布,登上太白山为中国登山运动诞生日;当年6月,又有10名中国运动员赴苏学习登山技术;7月,这些中方人员随苏方队员从新疆西南边关入境,直接赴慕士塔格,开始了这次联合攀登。

  

        此次慕士塔格峰混合队,苏方来了20名队员,全部是运动健将,几乎都参加过二战,为战后复员军人,由此可见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动员之广泛。他们的平均年龄比中方队员大10岁左右,都有丰富多彩的战斗经历。以中苏联合队长别列斯基为例,二战中他是步兵排长,他领导的排和所在的营是最先攻入柏林国会大厦的,为此他被授予苏军最高奖章——红旗勋章,他复员后仍在战前单位列宁格勒的一个工厂车间任工长。

  

        苏联的队伍中还有一位业余炊事员。他在二战中是位营级干部,也是登山爱好者,但是他的登山级别不够,不能作为正式队员,他愿意随队进山来当厨师。在中方人员看来,一位营长来搞炊事,真难以想象。我依然记得,在山下大本营的时候,他做的罗宋汤(西红柿、土豆、牛肉)味道很鲜美,特别是在山上常吃罐头食品弄得胃口十分差,这罗宋汤简直是人间美味。

  

    中方的14名队员都是新手,比较年轻,二战时还都是中学生。他们大多是从基层工会工人、职员中的体育积极分子选拔出来的,只有两名从西藏军区来的现役军人,一人是中尉,一人是少尉。



行进在6800米至7200米地段。 

 

攀登中的艰难困苦 

 

    应该承认,攀登慕士塔格峰是有许多困难的。特别当时是中方队员参加登山运动不足一年,只登过3000多米的太白山(只有几人在苏联实习时登过6000多米的山)。想要攀登海拔7546米的慕峰,且不说技术难点,在自然环境上就要遇到严酷的高寒问题。“高”是指高度,在海拔7000米一带,空气中的氧含量只相当平地的1/3,会遇到严重的缺氧。“寒”就是温度偏低,在海拔7000米一般是零下20摄氏度左右,只有在阳光直接照射下,温度才会高一些,但是遇到大风则感觉更加寒冷。

  

        在山下用望远镜向上望去,山间的云雾像无数道坚厚的帷幕,把山峰遮盖得严严实实,好像是故意不让人窥测山峰的秘密。我们到达的7月正是夏季,当北京的人们正在院子里乘凉的时候,慕士塔格峰上却正飘着雪花。我们在晚上使用了当时最好的防寒设备,睡袋是用一种在北极地区生长的名叫嘎嘎鸟的绒毛制成的,这种鸟绒比鸭绒还要轻柔暖和,就是产量太低,一般很难买到。即便如此,到了晚上还是感到冷嗖嗖的,呼出来的气在帐篷里面结成了晶莹的冰粒。白天在山上照相,脱下羽绒手套来调节镜头,焦距还没调好,手就冻麻木了。山上的风又硬又冷,刮到脸上有种刺痛感。

  

        山上的冰雪厚达150至200米,下层是硬邦邦的冰,上层则是软绵绵的雪,深浅不一,一脚下去,雪就到踝关节处或齐到膝盖位置。在第三号营地(6800米处)时,一场大雪把我们高约一米的帐篷就盖掉了一半。最烦人的是在冰瀑地区攀登,冰又硬又厚又滑,连登山靴上的冰爪也难以抓住,对付这种险恶的情况,得用冰镐来刨台阶,刨一阶走一步。有的冰瀑区地段要在悬挂的冰柱间穿行,有的冰柱比人的胳膊还粗,可长达10多米,空悬在高高的冰岩上,人在下面好像走在水晶宫里。



在7200米至顶峰途中。 

 

     在这些险峻的道路上行走,还有什么比互相帮助更安全的呢。上山时,全队排成长蛇阵的队形,每4人为一个结组,用一根长达几十米的尼龙绳把两个中国队员和两个苏联队员拴在一起,互相保护。如果有人滑倒了,立刻就有友谊的绳子把他拉起来。有这种同生死共患难的相处,队员彼此都互称战友,以后一直沿用至今。登山途中有人累倒了,就会有同志的手把他沉重的背包接过来。每人的背包负重一般为25至30公斤,包括个人装备和集体装备,如帐篷、食品、锅碗、汽油炉、汽油等。友谊的温暖,同志的关怀,坚定了每个人胜利登上顶峰的信心。

 

         登得越高,困难越多,越严重。在气压低、氧气不足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海拔6000多米以上高度攀登时,心肺功能负担加重了,行进时心脏每分钟要跳150次左右,个别人达到178次甚至192次;呼吸每分钟可达30至40次,不少人都感到头痛、头昏、呕心、呕吐、食欲不振,连睡觉时都不能合拢嘴,要张嘴呼吸。

  

        但没有人在困难面前退却,几个月来的体能训练及适应性行军使全队队员已基本具备了登顶的实力。按当时国际惯例,在海拔7000多米的高度上,人体可以不携带氧气瓶,依靠自身的适应而攀登。这次登山共安排了三次适应性行军,第一次从大本营(4060米高度)至6200米营地;第二次从大本营至6800米营地。这种往返的适应性行军要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是让身体逐步适应高山缺氧环境,第二是把登顶所需要的物资逐次运到各高山营地。

 

         最后,全队在第三次行军中准备突击顶峰,依次登上各高山营地,直达7200米的突击营地。此时,从无线电里传来了从北京和莫斯科发出的声音。这是中国和苏联人民的声音啊!同志们这样呼喊着,互相鼓舞着,这种声音像是追击敌人的胜利号角,又像是一种无限强烈的兴奋剂,使大家筋疲力尽的身体又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次日(7月31日),在冰天雪地里续攀登了5个小时后,我们登上了慕士塔格峰的峰顶,在上面迎风插上了飘扬着的中苏两国国旗。把中国的国旗与苏联国旗一起插到山顶上,这是我们中方队员的心愿,也是我们动力的源泉。在这欢庆的时刻,我拍下了这张令人激动的登顶照片。



1956年8月31日,国家体委在北京为中苏登山队登慕山成功举行庆祝会。会前贺龙副总理(前右3)接见全体队员。       


>>作者介绍

翁庆章:1956年我国成立的第一支登山队的运动员兼医生,当年登上了陕西太白山及中国苏联混合登山队登上新疆的慕士塔格峰,先后参加登山活动13次,最高登至海拔7546米。曾7次去西藏,3次参加攀登珠穆朗玛峰活动。在早期登山的困难条件下,坚持科学研究,他研究的课题《高山缺氧时人体若干生理机能变化的研究及其应用》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要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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